1976年，我在24军炮团152加榴炮营指挥连侦察排担任排长。当时部队驻扎在河北承德的双峰寺，那片山林环绕的地方，空气中透着一股宁静的气息。7月28日的凌晨，我正沉浸在梦乡中，突然被一阵剧烈的震动惊醒。凭着直觉，我知道这次地震绝非小打小闹，但震中具体在哪儿，我当时还不清楚。

  当天上午，团司令部组织全团的射击指挥干部在驻地附近的山上进行野外作业训练。正当我们忙碌之时，突然接到军里的紧急命令：除了少数留守人员，所有人立即奔赴唐山地震灾区，参加紧急救援。这个命令像一道闪电，瞬间点燃了大家的战斗热情。我们迅速撤回驻地，马不停蹄地布置出发前的准备工作。

  下午4点半，我带领侦察排怀着满腔信念出发了。那一刻，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尽快抵达唐山，去救助那些受灾的百姓！”其实，我与唐山有着特殊的缘分——部队在调防承德之前，曾长期驻守在那里。唐山是华北重要的工业重镇，钢铁、煤炭、机车、水泥等产业比重巨大，地震带来的破坏与救援难度由此可见一斑。

  车队行驶途中，突然遭遇一场瓢泼大雨，但丝毫未影响我们的速度。夜幕降临，车厢里除了汽车轰鸣和雨声，大家无心入睡。每个人都明白，前方等待我们的，是生死考验！车队沿着盘山公路疾驰，而我们却嫌车速太慢，心早已飞向了唐山。

  次日凌晨，我们终于进入了唐山市区。眼前的景象令人震惊——用“惨不忍睹”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我们迅速按照指挥部的安排，分区投入到抢险救灾工作中。那时唐山基本上没有一座完好的建筑，我和战友们翻越一座座废墟，一边大声呼喊，一边寻找被困的幸存者。许多当地百姓也自发加入，带领我们深入废墟展开搜救。

  为了和死神争分夺秒，我们就没有合眼。进入唐山的前三天，我和战友们彻夜奋战，没有睡觉。因我们深知，72小时是救援遇难者的黄金时间，废墟下还有大量群众等待我们的援助。三天的连续作战后，大家才得以稍作休息，躺下即睡，疲惫不堪。

  说起救灾，那时我们只可以赤手空拳地扒拉废墟。铁锹和镐头根本派不上用场，很多被埋的灾民深藏在瓦砾中。我的双手早被磨破，鲜血浸湿了指尖，战友们也一样，指甲被磨秃，手掌布满伤痕，但我们顾不上疼痛，只顾着拼命抢救生命。遇到被埋得较深的灾民，我们会硬是扒开一条通道，尽管余震不断，通道摇摇欲坠，战士们根本无暇顾及自身安全，把生死置之度外。

  地震后，唐山市的水电系统全线瘫痪。全市唯一有水源的是机场旁空军的一眼机井，但远远满足不了数万灾民和救援队的饮水需求。极度缺水时，我们只可以喝洗澡堂池水里的脏水，甚至跑到凤凰山公园的湖边取水。湖面上覆盖着厚厚的绿苔，掀开水面一看，水里满是蚊子幼虫。即便如此，大家还是咬牙喝下去。为节约时机，我还让战士们把水壶灌满，减少往返取水的频率。

  炊事班也是用这种水做饭，班长无奈地对我们说：“实在没办法，大家多包涵。”结果，很多战士都拉肚子了。那一段时间，缺水成了最大难题。记得有个年轻战士李云波，在废墟里捡到半截黄瓜，那在当时简直是宝贝。可他却抿了抿干裂的嘴唇，没舍得吃，反而递给了一个埋在废墟下15岁的男孩。

  每当我们成功救出一名灾民，伤者和家属总会紧紧抱住我们，那一刻，我们所有的疲惫和痛苦都会烟消云散，内心充满了无尽的满足和温暖。时间过去一星期，由于被困群众的生存希望逐渐渺茫，我们排被调整为“扒运遗体”任务，我则担任全团的运尸队长。

  最初的几天，死者多被就地掩埋，家属挖出的遗体也被埋在废墟旁。后来，为避免传染病的发生，我们开始统一将遗体运往市区外的集中掩埋坑。夏季炎热，腐尸味弥漫全城，熏得我们头痛欲裂，晚上睡觉也经常被臭味惊醒。尽管如此，战士们仍靠敏锐的嗅觉寻找尸体，尽职尽责。

  各营扒出的遗体堆放在指定地点，我带领一辆解放大卡车和六名战士往返于多个堆尸点，负责将遗体运至郊外统一掩埋。后来，我还承担起帮助灾民重建家园的任务。我们搭建了数不清的抗震棚，修复了许多商铺和菜市场。为了让孩子们早日返校，我们排还为一所中学搭建了简易教室。

  那所谓的教室，不过是用一米多高的砖墙围成，墙上搭着木架，四周用荆条编成墙体，屋顶则由三角梁、木板和油毡组成。记得有一次大暴雨来袭，我站在半成品的教室顶上，看着几乎完工的棚子，心里想着孩子们早点复课。于是对战士们喊道：“雨再大也挡不住我们！为了孩子们能早点坐进教室，咱们拼了！”

  盛夏的唐山正值雨季，每逢大雨，我们全连分成小组，扛着油毡和塑料布，挨家挨户巡查，敲门查看棚子有无漏雨。一经发现漏水，我们就冒着雨爬上屋顶堵漏；地面积水了，我们马上挖排水沟排水。这样从始至终坚持到11月份。离开唐山时，眼前的送别场面至今令我难忘——市民们夹道相送，有些甚至扑到车头，不舍我们离开；有的跪地痛哭，拍打着地面，场面感人至深。那一刻，我和战友们无不热泪盈眶，岁月再远，心中仍历历在目。

  谈起唐山救灾，我总会想起一位战友——郝建国，二连连长。1969年初，我和他同车入伍，我们曾结为“一对红”。抗震救灾不久后，郝建国因胰腺癌去世。奔赴唐山途中，他乘坐的卡车出了事故，被甩出车厢，撞击山壁后滚进路边排水沟，身负重伤。虽送到公社卫生院治疗，仅两天后，他奇迹般回到救灾现场。

  当时他已经身患重病，病痛发作时抱着肚子蜷缩在地，不停地打滚，痛苦不堪。但他从未离开过救灾一线，几天不吃不喝，瘦骨嶙峋。后来军医判断情况危急，派人强制将他送回承德医院救治。我常想，若非抗震救灾，他本能得到及时治疗，但他选择了为人民利益奉献生命，这份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唐山抗震救灾期间，我带领的侦察排荣获集体一等功，全连被授予“抗震救灾爱民模范连”的光荣称号。80年代我转业，90年代进入银行工作。退休后，我重新拾起了写作和摄影的兴趣，决心用这些爱好充实余生的每一天。

  配图均来自互联网，希望我们大家给予鼓励和支持，未来我会分享更多军旅故事。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